去年9月，山西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的溃坝事故，只当了1年零10天山西省省长的孟学农因之引咎辞职。随后，国家安监总局原局长王君接替了孟的位置。从代省长到省长，至今也不到半年的时间。然而，特大矿难再一次发生了。
　　中央委派一直从事安全监管工作的王君接任山西省省长，其意图显然是为了遏制频繁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我相信，王君也非常清楚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但他仍然没有遏制住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纵观几年来发生的数次矿难，事故原因无外乎这么几种：非法开采、越界开采，安全预防措施执行不到位，安全监管力度不够等等。往深处说，还有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发展而对安全生产不重视、权钱交易而致安全监管流于形式甚至是完全缺失。对此，王君省长当然比谁都清楚。
　　省长的权力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辖内干部的政绩乃至乌纱帽都由省长说了算。但省长也没有三头六臂，他不可能亲自到每一家煤矿去检查，而巨大的利益诱惑以及矿难发生的偶然性很难完全消除相关官员的侥幸心理。更何况，王君既然变成了省长，他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只关注安全生产，全省方方面面的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更需要他重视。总之，一个省的安全生产状况绝不会因为省长的更换而发生根本性的改观——矿难频仍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安全监管机制及其权力制约体制。
　　那么，目前的安全监管机制和权力制约体制存在什么问题呢？主要是监督形式单一以及权力缺乏监督，尤其是缺乏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比如，现在的安全生产基本上只有安监部门上对下的监管，群众很难知道真相，媒体也难以介入其中；即使群众和媒体知道了，也缺乏反映的渠道和制约的手段。
　　屯兰的矿难再一次敲响了安全生产的警钟，它警示我们：要从根本上遏制矿难，光有问责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健全安全监管机制和完善权力制约体制。据廉政瞭望

　　“血泪教材”不是杜绝矿难的“良方”

　　哲人说过，历史就是一本教材。山西这个矿难频仍的省份，不知已有多少矿难写进历史、多少农民工变为冤魂，可这本“血泪史”有谁经常翻阅和思忖。再说，眼下的惨剧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材，现场矿工的泪水、矿工家属的哭诉，这应比任何教材都具说服力。当下，教育矿主、杜绝矿难应该“不差教材”。
　　良心未泯的人，靠“教材”涤荡灵魂、唤回良知，还有希望。可对于良心已泯的煤矿主来说，他们眼中只有钱，再催人泪下的教材、再感人肺腑的事迹，他们也会无动于衷。马克思说：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话用来形容利令智昏的矿主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还是要回归现实，是巨大的利润诱使矿主铤而走险，是千疮百孔的监管机制让矿主有孔可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幕幕惨剧接连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矿业开发这个极端危险的行业，应有无比缜密的监管机制、科学严密的准入制度，可为何这些制度在矿主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呢？
　　在矿难频发的背景下，再提教育矿主的思想已显得多余，监管制度、问责机制、严惩措施，这才是杜绝矿难的剂剂猛药。必须让无良矿主付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代价，死去的矿工才有一丝安慰，矿业开发才会令人安心。

　　文/王从清